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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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穆涛 来源:读者

秉笔直书,不隐恶、不虚美,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官的史德。

史官,是历史的记录人,也是是非曲直的责任界定者。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”,这句诗讲了《左传》里的两段故事。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,另立新君。史官如实记载“崔杼弑其君”,被崔杼推出殿外斩了。史官的二弟继任,再写“崔杼弑其君”,再被斩。三弟继任,仍写“崔杼弑其君”,又被斩。最小的弟弟赴任后,还是如此书写。邻国的史官闻讯后,都捧着“崔杼弑其君”的史简来到齐国,“南史氏闻大史尽死,执简前往”。崔杼害怕了,不得已接受了这样的记录。中国古代的历史观,不是以古鉴今,而是“以史制君”“君史两立”。撰写历史的第一要义是制约当朝君主,给胡作非为的昏君贼臣披上“恶名”,遗臭后世。“其有贼臣逆子,淫君乱主,苟直书其事,不掩其瑕,则秽迹彰于一朝,恶名被于千载”。古代的史官地位很高,由最有学问的人担任,如同爵位,可以家传世袭。

赵盾是晋国失宠的权臣,为躲避晋灵公的政治迫害逃往邻国,但尚未出国境,晋灵公就被另一个大臣杀了,赵盾知道后返回都城,继续主理国政。董狐是晋国的史官,他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是“赵盾弑其君”。赵盾对此很恼火,让董狐做出解释。董狐说:“您身为国家正卿,虽然出逃了,但没有出国境,回来后也没有惩办凶手,这就是记载您弑君的原因。”赵盾尽管委屈,但还是勉强接受了。孔子对这两个人均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董狐,古之良史也,书法不隐。赵宣子(盾),古之良大夫也,为法受恶。惜也,越竟(境)乃免。”

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官,受过腐刑。他身为史官,胸中有正义,有担当,脑袋里也装着醒时、醒世、察人心的史家衡尺,对国家形态,以及社会生态的记述,包括对当朝皇帝的判断,做到了秉笔直书,不隐恶、不虚美。写汉高祖刘邦,既写他的建国伟业,也写他的“慢而侮人”;同时还写他的死对头项羽。写刘邦的传记叫《高祖本纪》、写项羽的传记叫《项羽本纪》,不仅规格一样,而且把项羽放在刘邦前面。写第二代皇帝惠帝刘盈,因为他羸弱无为,一切听命于母亲吕后,司马迁甚至不设《惠帝本纪》,而是设《吕太后本纪》,把刘盈的具体事迹纳入其中。寫第三代皇帝文帝刘恒,既写他亲民养国,尤其写到免除老百姓的田租(农业税),也写他的赏罚不分明。写第五代皇帝武帝刘彻,写他励精图治,开拓局面,也写他好大喜功、穷兵黩武,卖官鬻爵。这样的体例设置,以及这样的客观笔法,放在后世,恐怕是要掉好几回脑袋的。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幾,盛赞上边几位史官有“强项之风”,项是后脖颈子,意思不管怎么往下按,都是不肯低头的。

中国的史官制度,到唐代被李世民终结,改为史馆制度,意思是国家历史由一个人写,改为集体编撰,“领班大臣总知其务,书成进御”。宰相担任总撰官,史书写成后由皇帝审定。“以史制君”“君史两立”的体统至此成为过去式。李世民为什么进行史官制度改革,说穿了,就是担心史官对自己下不好的历史结论,因为他是采用非正常手段登基做皇帝的。

史官存在的价值是督察政治,使社会清醒。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,不发出声音,放弃他们的责任和担当,苟活安命,或者去升官发财,这样的时代会失真的。<h:\201706\bee1 位图.tif=”” data-filtered=”filtered”></h:\201706\bee1>

(慕 刚摘自《美文》2017年第2期,黎 青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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