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心!中国制造别掉入“追赶陷阱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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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,但“大而不强”的现实一直存在。如何解决品牌不强、技术不高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,成功跨越“追赶陷阱”,破解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对中国制造从大到强的“转身”至关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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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但见群山、难见高峰”的品牌之殇

今年的《财富》世界500强中,有115家中国企业上榜,美国有132家。从这一数据来看,两国可谓旗鼓相当。但从品牌来看,中国则明显落后。

去年年底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6《世界品牌500强》中,美国有227个品牌入榜;中国有36个品牌入榜,其中涉及制造业的品牌只有10个。

这种品牌上的差距,半月谈记者采访制造业企业时感受明显。提到行业内最顶尖品牌,他们大多会艳羡国外企业。

在化工领域,会提到德国巴斯夫、美国杜邦公司等;在玻璃领域,会提到康宁、PPG工业公司等;在制药领域提到强生、辉瑞等……

虽然近年来中国制造企业技术进步很快,实现了更多“从无到有”,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还太少。

品牌不强,最直接的影响是产品量大而利润低薄。

“我们贴牌生产韩国知名品牌的玻璃饭盒,他们在我们国内的卖价就能涨3倍甚至5倍。”山东黑山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祥军说。

品牌短板虽有质量控制、时间积累等原因,但最关键的还是核心技术不足,而这又和科研投入、专利转化等因素相关。

从科研投入来看,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《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-2017》显示,美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世界份额34.6%,中国占15.6%。

科研经费投入存在差距,但更为不利的是,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面临挑战。

2015年国内发明专利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,但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%左右,远低于发达国家40%的水平。

另外,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问题凸显。

欧盟委员会去年底发布的“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”百强名单中,美国企业有35家,位列第一;中国企业只有9家,位列第四,进入前50位的只有华为1家。

这些差距和不足,导致我国在高端核心技术上往往受制于人。

服务性制造业10%:30%的差距

中国制造除了面临品牌、技术方面的问题外,结构不合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。

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广电运通,是一家主要生产ATM机等金融设备的企业。

近年来,受移动支付冲击,公司决定向基于产品的服务方向转型,将ATM机选址、巡查、监控、清钞、押运等服务进行垂直整合。

“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服务收入超过制造板块,已变身为金融智能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。”公司总经理叶子瑜说。

一家传统制造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 程敏/摄

继高端化、智能化之后,服务化正在成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。中国制造这方面的转型虽已开始,但与发达国家相比,服务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。

事实上,发达国家普遍存在“两个70%”的现象,即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%,制造服务业产值占整个服务业产值的70%。在美国,制造与服务融合型企业占制造企业总数的58%。

制造服务业发展滞后,令企业在价值链高端缺席。据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介绍:

“系统设计、系统成套、工程承包、远程诊断维护、回收再制造、租赁等服务业未能得到培育,绝大多数企业的服务收入所占比重低于10%,发达国家已超过30%,个别领先企业如美国GE公司高达70%。”

此外,中国制造企业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方面严重不足。正如福建省经信委副巡视员陈居雷介绍的:

目前服务型制造以基于产品的延伸服务为主,服务处于产品附属地位,如售后现场服务、产品使用培训等,而基于客户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或独立服务业务占比较少。

“两大陷阱”的威胁

中国制造当前面临的品牌、技术、结构等问题,既有发展阶段问题,也有认识不足问题。从当前来看,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“追赶陷阱”和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存在陷入追赶困境的威胁。

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,大量引进先进技术,但一般为“引进、消化吸收、再创新”模式。这种跟随性、模仿性模式达到一定阶段后,技术突破必须靠大量的科研投入与自主创新。

“此前的引进模式尽管风险较低,但不太可能后来居上。”一位专家说,这种追赶思路的本质是沿着领先者的原路走,“技术轨道”一成不变,很容易跟丢甚至落后,若延续这种思维,可能落入路径依赖的“追赶陷阱”。

此外,企业在追赶过程中还可能遇到类似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受到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的排斥和打压。

山东一家高端液压企业打破国外垄断后,国外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降低三分之一。在此打压下,该企业产品推广陷入了困境。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加上产品销售不畅,令企业很快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。

中篇

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中,多地政府部门把引导传统制造业转型,作为重点工作来抓。而企业负责人普遍认为,近两年地方政府部门主动作为,引导传统制造业转型初显成效,但也存在忽视产业规律、人才重引进轻培养等问题。

转型急于求成 忽视产业规律

在浙江、广东、河北等地,不少企业主向记者坦言,目前地方政府普遍对传统制造业存在偏见,产业政策脱离实际。随着环保压力的加大,一些地方政府对传统制造业“一刀切”,导致产业链条紧张,原材料价格上涨。

多地纺织、玻璃、木业等行业的企业主表示,传统制造业是环境污染的“重灾区”,但不能把所有企业与环境污染画等号,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还需实事求是、区别对待,以加强监管为主。

“一些领导默认纺织业是大染缸,认为环境污染无法避免,这是对传统制造业的成见。另外一些领导又太超前,一谈纺织业转型,就要大搞数码印染。”浙江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坦言,企业正在纺织科技革命中加快转型,但在政府干预下无所适从。

此外,有企业主认为一些部门对产业转型忽视规律,过度干预。记者走访多个地市发现,在地方发改、经信等部门产业规划中,信息技术、智能装备、新材料、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几乎是“标配”,同质化倾向突出,而围绕存量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则较为乏力,更多从政绩观角度决定其去留。

更有甚者,有多家大型制造业企业反映,一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阻碍企业转移低端产能至中西部地区,影响企业正常发展。

浙江省经信委产业处处长苗文斌说,经济发展是动态演化过程,传统制造业技术相对成熟,市场需求、技术和商业模式稳定,其发展规律就是转移至“成本洼地”。地方政府对此要遵循规律,理性看待产业转移。

人才重引轻培 转型成效打折

地方政府引导制造业转型,引进人才是关键措施之一。但有企业主反映,地方政府重视海外引才、政策偏向“高精尖”,忽视本土技术人才培养,导致人才断档,引才成效打折。

宁波均胜集团是宝马、吉利汽车关键供应商之一,此前是汽车零部件企业,2011年收购德国普瑞公司,转型升级做汽车电子、车联网等,逐步发展成为全球行业领军企业,营业收入从2011年3.6亿欧元增长至2016年13亿欧元。

“我们聘任的德国工程师,尊重的是有水平的企业和技术人员,技术差距太大,他都不跟你对话。”宁波均胜集团副总裁郭志明坦言,收购国外技术企业,在国内建立研发中心,不一定就能带动企业技术提升。企业引进海外顶尖技术人才,还需配套能力过硬的国内技术团队。

一些地方政府习惯性地将人才引进项目做得“高大上”,不少地方不顾自身情况,一味实施院士工程、海外人才引进项目等。事实上,这样做不仅有违经济社会发展规律,也使项目资金无法有效发挥作用。

许多企业寄望政府资源更加精准投放,从而形成国际顶尖技术团队、国内企业技术人员、职业技术工人“三位一体”的制造业人才体系。

深圳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增值服务部总经理田社斌坦言,目前职业技术培训仍未得到足够重视,一些院校教材明显滞后,与行业关联度只有3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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